刘守华：在乡间寻找故事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就与民间文学结缘了。

我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周家榨村，这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村子，在那里，村民们喜欢聚在一起“摆古”，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些民间故事，它们给了我最初的启蒙。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我从小就深受民间歌谣、戏曲、故事和传说的滋养。我的父亲刘承烈曾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参加过洪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所以后来参与收集洪湖革命歌谣时，我与民间文学结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0年，我考入了沔阳师范学校，当时，钟敬文先生编选的《民间文艺新论集》已经问世，我从这本书中获得了关于民间口头文学最初的认知。

此时，县政府要筹办土地改革展览，我被抽调成为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搜集洪湖革命歌谣。当时，洪湖革命歌谣是非常流行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之中。这次参与搜集工作，让我对洪湖革命歌谣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又不要茶水，又不惊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类似生动有趣的歌谣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虽然选取进入展览的歌谣只需要几篇，但我的笔记本上却记录了二三十篇。我从其中选取十篇歌谣，抄写下来，寄到新创刊的北京《说说唱唱》杂志，他们选用了两篇刊登；与此同时，我将自己创作的散文《洪湖渔民的歌声》投寄给《湖北日报》，于1952年10月1日国庆特刊上刊发出来。《洪湖渔民的歌声》的署名是刘毅，从这篇文章之后，我的文章不再使用笔名署名。就这样，我为自己打开了民间文学的大门。

1953年，我从沔阳师范学校毕业，被保送至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在中文系读书，我对民间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1956年，党中央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界“向科学进军”，我也积极响应，我对民间文学感兴趣，所以选择了从民间文学的方向向科学进军。1956年发生了两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其一，当年7月1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二，1956年，我发表了好几篇与民间文学相关的文章，其中一篇《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算是我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发表在《民间文学》杂志上，我对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改编发表自己的看法，引起了一阵轰动，很多学者都参与了相关讨论。我算是正式跨入了民间文学的学术园地，也于1958年加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

或许正是因为我在民间文学方面取得的这一点成绩，1957年毕业时我被分配留校任教，在华中师范学院从事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六十多年。

二

鲁迅先生曾说过，民众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起源，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乡人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确如此，民间故事的内容非常广博，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故事的语言也非常丰富，是人民群众口头语言艺术的一种集中体现。往更深层次讲，民间故事既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灵的窗口，正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才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我从各个角度研究民间故事，研究它的起源与历史，研究两千多年来民间故事的演变历程，研究它与道教、佛教的关系，并将成千上万个民间故事归纳成若干类型进行类型研究，把各个民族及中外的民间故事加以比较进行研究……它是如此博大精深，所以一直吸引着我的关注。

从1979年开始，我就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不同于前人的研究方式，多年来，我一直提倡对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因为我发现，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一般使用的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分析故事的主题、教育意义、艺术价值等等，用类似于评论小说的方法来评论民间故事，这并不能充分揭示民间故事的特点和魅力。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外国的学术成果，也能学习到国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民间故事研究的路子更加宽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把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介绍给了我们——1985年，我邀请丁乃通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一个月，他熟谙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规范和研究理念，以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视野融通古今中外。他在讲学过程中指导我们使用历史地理学派的分析方法来探究中国民间故事，对我们启发很大。历史地理学派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研究民间故事的生活史，把一个民间故事分成若干类型和若干母题，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中，探讨它存在的价值和演变的历程。这种方法能将民间故事中的特殊性提取出来，彰显其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特质，为从事跨国、跨民族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提供非常有用的方法，不仅开拓了比较研究的思路，还将民间故事研究引向更加深入的维度。

这之后，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都为我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提供了营养，使我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丰富。1995年，我出版了学术专著《比较故事学》，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现在比较故事学也成为我一生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三

在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进行分析后，我获得了很大的收获。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长期研究的“穷孩子求好运”的故事。

一个已经穷了几辈的小伙子，穷得不耐烦了，要出门寻好运，看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求神仙，找活佛，要找出自己生活穷苦的缘由，寻求转变命运的方法。穷小伙出门后，在路上碰上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各自无法解决的难题，向穷小伙诉苦。

有个农人苦恼自己栽了很多年的苹果树结不出果子；有位土地菩萨向穷小伙道出烦恼：自己当了这么多年土地神，却不能升官上天做神仙；还有人告诉他，自己的女儿已经18岁了，但是个哑巴，讲不了话，也找不到对象。穷小伙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在心上。后来，他遇到了一个神仙，按照规矩“问三不问四”，他不能多问问题。

穷小伙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先帮助别人，把别人的问题解决，再考虑自己的问题。他把之前在路上遇到的三个人的问题告诉给神仙，得到回答：苹果树不结果是因为树下埋了金子和银子；土地菩萨不能升官是因为他左脚踏金、右脚踏银，脚下有金银所以不能升官；女孩18岁还不能说话，是因为没有碰到心爱的人，碰到心爱的小伙，自然就能说话了。

穷小伙带着神仙的回答往回走，农人获知原因后从树下挖出了金银；土地菩萨把金银送给了穷小伙，自己升天了，而穷小伙也成了有钱人；到了女孩家里，女孩见到他老远就喊出了声，这样，他和女孩成了夫妻——穷小伙有了钱也有了家，他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这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得好报”的故事，它在全世界流行，在中国尤其流行，中国很多民族都在讲述类似的故事，有两百多种说法。1979年，我发表了文章《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将“穷孩子求好运”的故事与《格林童话》联系起来，把它当作一则民间童话经典之作来解读。在这之后几十年的思考过程中，我深深觉得需要以更超拔的眼光来分析同类故事。

在对这个故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追溯这个故事形成、演变的过程，通过查找各类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我发现这个故事最早来源于一个佛教故事。佛教中劝导人向善、做好事的主张，在中国演变为“代人问事获好报”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与墨家主张的“兼爱”理念也是相符的，具有诗学魅力。2016年，我将自己及其他学者研究“穷孩子求好运”故事的成果汇编为《一个蕴含诗史魅力的民间故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

近些年我开始从事故事诗学的研究。我认为，故事诗学是故事学研究的新方向，因此正在提倡故事诗学。所谓故事诗学，就是在分析故事类型时强调美学方法，基于美学原则精选故事文本进行传播。

作出这样的判断，来源于我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认知。中国民间故事大多是在口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下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着文艺学、美学因素。类似前述“穷孩子求好运”的故事，就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展现了人们从被迫屈从到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蕴含着丰沛的想象力和象征性。对民间故事进行诗学解读，把中国文学中的诗学传统引入到对民间故事的解析中去，能让民间故事的艺术魅力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例如关于赵州桥的民间故事。大家都知道，赵州桥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但在民间故事中，赵州桥是鲁班兄妹在一夜之间建造完成的。鲁班、鲁姜兄妹打赌造桥，妹妹鲁姜先造好了一座小桥，此时哥哥鲁班还没动静。鲁姜感到很奇怪，可在天快亮时，她看到鲁班驱赶羊群来到河边，鲁班吆喝一声，那一群活蹦乱跳的白羊就躺在岸边，成了坚硬洁白的石料，赵州桥由此建成。

这个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它是怎么来的？我在道教的书中找到了类似的故事。古时候有两兄弟，弟弟比较调皮，有一天，他跟哥哥说自己要到山里去。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哥哥一直打听弟弟的下落。最后，他找到在山里放羊的弟弟。哥哥问弟弟这么多年都在山里干什么，弟弟说自己在放羊，可是他的身旁并没有羊群，弟弟指着山上的石头说这些都是羊。哥哥不信，弟弟鞭子一挥，石头变成了活蹦乱跳的白羊。弟弟就是能工巧匠鲁班。

中国的民间故事在民众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诞生、丰富。它们充满想象力，让人体验到“梦幻”的感觉，这自然与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中国民间故事体现了百科全书式的智慧，也体现了基于想象和梦想的文化涵养。发掘民间故事的诗学魅力，对民间故事进行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展现它们优美动人的特质，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使我们从中获取精神力量。

其实，我之所以推崇故事诗学，对民间故事进行诗学解读，就是为了推动民间故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将从群众口中收集到的民间故事用文字写定，选择比较好的故事文本，作为文学作品向大众普及，让民间故事继续在人民中间发挥文化滋养的作用。

毫无疑问，民间故事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是一种滋养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植被，我们离不开它们。正如前述“穷孩子求好运”的故事表现了人们觉醒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服从命运安排的积极心态；同时，那种因为帮助别人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做法，也体现了互利共赢的现代价值。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看成成千上万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文化象征，他们同样期待以自己的外出劳作改变命运。

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一直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现实的镜子，具有强烈的生活属性。同时，民间文学也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生活的伴侣，它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提供了生活智慧和价值参考，帮助大家乐观、自信地生活。从这一方面来看，毫无疑问，民间文学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塑造了中华文化的性格、特征。而我们依托民间故事考察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察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样可以产生很大的收获。在我开始从事民间故事研究的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近些年，我依托这些富有魅力的传统民间故事，精编为《中国民间故事》一书，为学生们提供阅读材料，而这本书也成为“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指定阅读书系”的一种，为滋养学生们的精神生活发挥了作用。

五

民间故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们诞生于大众的生活经验，以想象力为驱动，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我多次深入乡土，追访民间“口头文学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历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期间，我就发现了很多民间故事讲述家，而在一些地方，民间故事讲述家聚集、民间故事“储量”惊人，于是，我开始对这些故事家和故事村进行深入考察、重点采录，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芳、孙家香，以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青林寺谜语村）。同时，围绕故事家成长和故事村形成的文化环境，我也写出了多篇论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出现的一大盛事。

刘德培的讲述语言朴素简练，对故事细节的编排却非常用心，他善于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讲述中道出奇趣，而且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穿插吟诗、对联、猜谜等，一张嘴就是一台戏。我们对刘德培讲述的故事进行了采录，并发表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命名表彰“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其中刘德培居于首位。他的老伴曾对我们说：“那个老头，如果不是你们发现了，可能他就是一个红苕埋在地里头烂掉了。”

刘德培老人去世时，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鄂西土家族地区有跳丧的习俗，在为刘德培老人跳丧后，我出了一身汗，这时，一个身穿孝服的女人来到我面前，双膝跪地，托起一盘热水，请我擦汗。这是刘德培老人的孙媳妇，她用这种方式感谢跳丧者。这一刻，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把她扶了起来，并再次挤进跳丧者的行列之中。

这就是我们的“口头文学家”，他们生活在这样朴素、动人的文化环境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全是丰富的故事素材，他们的口中也常常脱口而出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我曾经说过：“一个地区杰出的故事家，往往具有如同吸铁石那样吸收凝聚民间口头文学创作成果的巨大能力。”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走入乡土、深入民间，才能切身体验到蕴含在民间故事中的奥秘，感受到民间文学的魅力。

我今年89岁了，可以说见证了我国民间文学专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华中师范大学在中文系便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1960年编印教材《民间文学》。那时候，民间文学只是一个小学科，不受重视，当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调整学科、压缩硕士点和博士点时，很多高校都不再单独招收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直接把这个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砍掉了，合并到社会学或民俗学中招生。幸运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领导觉得民间文学有价值，保留了民间文学的教学工作，并将它留存在中国文学二级学科之中，作为中国文学教学工作的一部分，几十年坚持了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文学专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在与外国学术思想的交流中，我们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也进步了很多，研究视野得以开拓，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显著。

不过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民间文学教育发展仍然很不充分、不平衡，对于学科建设，各个高校之间没有统一的要求，自发性比较强，这与其他学科相比还有差距。要促进民间文学专业高质量发展，为它注入新的发展理念，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增强对民间文化的关注，提高对于民间文学的认知，我一直谨记钟敬文先生在近百岁时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的一句话：“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我们要把民间文化看成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千秋大业，把这门学问做好，教好学生，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像一个浇花的人，大半生给故事浇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整理

（特别感谢湖北科技学院教授梅进文对本文的帮助）

刘守华，1935年8月出生于湖北仙桃。1956年开始投身于民间文学研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出版著述《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故事学纲要》《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等。2021年至2022年，十卷本《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出版。2022年，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其代表作《中国民间故事史》四次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之列，正由暨南大学等四所高校译成英、日、俄文，将在国外出版发行。